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安全配资，中央红军陷入了困境，被迫开始了艰苦的长征。途中，他们不仅遭遇了敌军的重重围追堵截，更经历了诸多自然灾害，尤其是过草地这一段，给红军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苦难。由于粮食极度缺乏，再加上草地恶劣的环境，红军在这里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价。那么，为什么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，红军还是选择了这条“死亡之路”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，张国焘的野心逐渐膨胀，导致了数万红军官兵的牺牲。
1931年春，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，打着“钦差大臣”的旗号急于展示自己的权威。当时，曾中生和许继慎等红军指挥官在苏区具有极高的声望，张国焘心生嫉妒，便故意为他们布置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他要求他们带领3000人攻打敌军固守的安庆，然而，凭当时红军的装备和实力，这场战斗注定是灾难性的，甚至可能导致全军覆没。面对不合实际的命令，曾中生和许继慎果断拒绝执行，以保护部队的损失最小化。结果，他们被张国焘以“畏敌避战”为名，抓了起来，后遭到严酷对待。
张国焘不止一次地采取极端手段清除异己。1931年10月，在白雀园进行的大“肃反”中，张国焘指挥下，2500多名红军干部和战士丧命，许继慎更是年仅30岁就被害死。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，时年仅20岁，怀孕的她也未能幸免，被张国焘下令处决。这一事件深深刻在了许世友的心中，他在回忆录中提到，红军战斗任务是硬性的，但在张国焘的统治下，很多同志无辜遭殃，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失去了。“只管打仗，尽量打胜仗，不说话，尤其不说牢骚话”成为了许世友唯一的生存法则。
展开剩余69%在此之后，张国焘牢牢控制了四方面军，但也因清洗过多干部，部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，未能抵挡住敌人的进攻，最终被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，北上川陕地区发展。1935年6月，长征途中，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，汇合时，中央红军的兵力已锐减至仅剩1万多人，张国焘的野心进一步膨胀。他开始频繁要求中央红军的指挥权，向毛主席等领导提出合作要求，并试图撼动中央的领导地位。
在随后的两河口会议中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提出北上战略，旨在夺取松潘后进军甘肃建立根据地，然而，张国焘却坚决主张南下。他认为，南方的敌人战斗力不强，而北方则有胡宗南这支装备精良的中央军，显然更难对付。尽管北上方案占据多数支持，张国焘依旧固执己见，要求南下。此时，胡宗南驻扎在松潘，部队实力远超红军，导致红军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。
由于张国焘的坚持，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未能及时合作北上，给了胡宗南调整兵力的机会，导致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。为了迫使张国焘妥协，中央红军发出了紧急的北上指令，这一决定使得红军暂时脱险，但此时草地已成了唯一的选择。
过草地前，红军尽力寻找粮草补给，但由于草地辽阔人烟稀少，筹集到的物资极其有限。每名战士的配给仅有几斤青稞面，这些粮食很快就被消耗殆尽。为了生存，战士们不得不啃食野菜、草根，甚至是泥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食物也变得越来越匮乏，许多士兵因营养不良和饥饿逐渐倒下。草地地形恶劣，昼夜温差极大，湿气重，沼泽遍布，红军在此经历了极大的磨难。最终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，仅剩下不足8000人。
与此同时，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向南行进，试图在四川一带与敌军展开对抗。1935年，四方面军在百丈关遭遇了惨败，损失了1万多人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四方面军因寒冬、缺乏衣物和食物，加之伤病员无法得到治疗，死亡人数激增，减员超过2万。面对困境，张国焘不得不重新带领部队重返草地，再次经历了那片死亡之地。尽管如此，张国焘的野心依然未曾改变，他一意孤行，未能执行正确的战略，最终导致了数万官兵的惨重牺牲。
张国焘的固执和权力欲望不仅导致了自己部队的失败，也让红军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在长征的残酷条件下，数以万计的红军战士死于过草地的艰难跋涉。张国焘最终因未能汲取教训，带领部队失利，后来在加拿大的养老院中孤独死去，冻死在异国他乡，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通过张国焘这一错误的领导，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而这一历史教训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革命者，提醒他们领导者必须具有远见和责任，不能因个人私欲让整个队伍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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